行政黑名单制度，是社会信用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发挥着信用信息共享、信用体系培育的制度功能。但作为行政处罚，其行为本身又具有侵益性，对于行政黑名单的认定和公布如果处理不当，就会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
　　因此，笔者建议在行政法治框架下，从行政黑名单的创设依据、列入标准、适用范围、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保障、行政黑名单的退出机制等方面对行政黑名单制度予以系统性规制。

　　行政黑名单的创设应法定化。现有行政黑名单制度的相关立法中，只有少部分是依据法律规定或行政法规创设，其余大部分都是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，立法层级相对较低。在高位法规范缺位的情况下，各级行政主体纷纷制定黑名单规范，将其作为增强执法效能的有力工具来运用。因此，规范行政黑名单制度，亟须将黑名单的创设法定化，按照行政处罚法现有框架，规范黑名单的设定主体。

　　行政黑名单的列入标准应体现“严重性”。行政黑名单针对的是严重违法失信行为，在行政黑名单的列入标准上理应体现“严重性”。反观现有的黑名单列入标准，与“严重性”的要求还存在差距，各地对“严重性”的认定标准也存在差异较大的现象。

　　行政黑名单的适用范围应适度。行政黑名单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提升执法能级的有力抓手，黑名单的适用范围也从食品安全、逃税骗税、恶意欠薪等重点领域的严重失信行为，拓展到普通的违法犯罪行为及不文明不道德等行为。但是，过度扩大严重失信行为认定，容易引发社会公众的焦虑，使行政黑名单制度出现“功能过载”的情形。行政黑名单作为一种声誉罚，适用范围还是应当按照国家政策文件的精神聚焦重点领域，不宜过度扩大。

　　落实行政黑名单的程序性权利保护。并非所有的行政黑名单相关规定中均规定了程序性权利。然而，作为行政处罚的黑名单，行政主体在列入和公布黑名单时，应遵守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基本程序，保障当事人陈述、申辩、听证等程序性权利。

　　明确行政黑名单的退出机制。只有设立常态化黑名单退出修复机制，促使违法当事人积极“自我纠错”，才能有效调动当事人守法积极性，更好地发挥社会信用法治的激励功能，进而达到预防失信和降低失信行为复发的管理目的。一是要明确行政黑名单信用修复退出机制的细则。现有的关于行政黑名单信用修复退出机制大多只是过程性规定，对于信用修复的标准、信用修复的程序等细化规定较为缺失。二是要明确当事人对黑名单信用修复申请处理结果异议的救济途径。现有的大多只是规定了当事人对列入黑名单决定的异议、复议、诉讼等救济权利，但并未规定当事人对行政黑名单修复退出申请处理不满的救济方式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）